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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安机关打掉犯罪团伙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2名，查处涉案企业、窝点9处，扣押假劣电动自行车3200余辆，初查涉案7000余万元，成功斩断一条集假劣电动自行车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及租赁为一体的特大跨省地下产业链条，取得专项整治重大战果。该案为四川省侦破的最大一起制售假劣电动自行车案件，有效预防和减少了电动自行车安全事故的发生。

“8·22”专案组民警朱聚豪介绍说，在接到该案的线索后，立即进行了深挖细查。通过调取相关电动自行车的档案，发现出事故的电动车均出自成都市五家出租电动自行车的车行。民警对车行进行走访，并调取账单、话单，发现这些伪劣电动自行车均出自“四川某商贸公司”，该公司的法人为陆某，负责人为胡某、曾某等人。进一步对该公司有关的账单、话单进行研判分析，发现“四川某商贸公司”的伪劣电瓶车是外省某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定制、购买而来。

经查华体会COM，2023年10月以来，为牟取非法利益，成都市胡某旭售假团伙与外省李某朋制假团伙深度勾连，胡某旭团伙利用开设的“四川某商贸有限公司”，向省外李某朋团伙开设的“某电动车有限公司”“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家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公司）定制和购买超速、超电压、超重的假劣电动自行车并运输回成都储存，通过与成都青羊区、武侯区、金牛区的5家电动自行车租售车行进行商务合作，采取直接销售、以租代购的方式，向成都及周边城市大肆销售。

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民警张兴表示，经抽样送第三方机构司法鉴定，按照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涉案电动自行车的电池电压、最高限速、整车重量均远超国家强制标准，为不合格产品。该假劣电动自行车充电及驾驶过程中易引发火灾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成都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支队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晋彬雄介绍说，该案生产销售的假劣电动自行车，时速达到60公里，远超国家强制限速标准的≤25公里；同时，为匹配时速，假劣电动自行车安装电压为60V、72V的锂电池（国家强制标准≤48V），车辆整车达到60公斤左右（国家强制标准≤55公斤）。假劣电动车配备超标锂电池，加上假劣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多与人员住宿混合设置，充电过程中极易引发火灾；假劣电动自行车超重、超速在道路上行驶，肇事肇祸风险极大，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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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2日下午，著名经济史学家，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杰出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周秀鸾在武汉去世，享年97岁。周秀鸾的学生、同事苏少之说，葬礼上，依照周秀鸾的遗愿，未播放哀乐，贝多芬的《田园》、舒伯特的《小夜曲》伴随她走完人世旅程。人们记得华体会COM，晚年的周秀鸾仍然在辛勤工作，她手边还有未完成的《张之洞集》，每日下午，熟悉她的人总能看到她与丈夫赵德馨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2021年，周秀鸾与赵德馨因起诉知网而受到大众关注，最终，两位老人胜诉，2022年，知网向两位老人致歉。赵德馨是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与周秀鸾相识71年，她是他重要的家人，也是他学术研究的伙伴，出国交流时，他曾被同行称为“周秀鸾女士的丈夫”，他说，“他们看重她甚于看重我。”2022年，周秀鸾与赵德馨在散步。受访者供图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史学者1928年，周秀鸾出生于福建厦门的书香世家。周父重视子女教育，周秀鸾小学与中学就读于教会学校，高中阶段就能阅读英文原版小说。16岁，周秀鸾入读大同大学会计专业，1949年初以优异成绩毕业。1950年，周秀鸾赴岭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亦承教于陈寅恪、丁文治、彭雨新等先生，1951年发表论文《论日本赔偿问题》。周秀鸾摄于1956年的肖像照受访者供图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周秀鸾到西南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领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1953年，周秀鸾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经济史学专业班学习，师从著名史学家尚钺教授、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教授。赵德馨在北京与周秀鸾相识。赵德馨向新京报记者回忆起在人大的日子，周秀鸾学习刻苦，成绩优良，两人一起吃饭，一起学习，“我学的比她快一些，她会问我功课，但她外语比我好，也会帮忙。她基础好，学风严谨，文字也好。”赵德馨还记得，那几年，他们住在鸦儿胡同，上课到人民大学去，经济史和历史教研室有一部分藏书，住处附近的一个单独院子里也有一部分历史的资料华体会COM，他们还一起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资料。1956年，周秀鸾作毕业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此文中，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具体地说是1915年-1920年，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当然也是民族资本家阶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这篇论文后来成书，于1958年出版，得到了广泛认可。赵德馨记得，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野泽丰教授到武汉访问期间，登门看望周秀鸾。1995年，他到日本访学，日本学者介绍起他，专门在黑板上写上“周秀鸾女士的先生”，“实际上他们把她看得比我还重一些。”很温和很亲切1956年，赵德馨、周秀鸾夫妇到中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和外国经济史。赵德馨记得，他们一开始是给函授生讲课，“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每个礼拜天上午我们都要给他们上课4个小时。”没有课本，他们自己编写了《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这本书在1958年高等教育部主办的全国高校教科书展览会上，被专家们评为16本同类教科书中最好的一本，作为高等教育部的推荐教科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当年年末出版。该书在国内被多所大学用作教科书。1983年9月16日，此书日文译本的四位译者之一松野昭二，作为该书译者的代表，专程到武汉来访问这本书的作者周秀鸾和赵德馨，他在介绍翻译的背景时说，日本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会的成员一致认为该书是当时诸多同类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从1960年开始，日本的多所大学用它作为研究中国经济与中国历史的研究生教材，随后，又被用作本科生教材。1971年，周秀鸾调到湖北省教学教材研究室，负责参与全省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按课程分设语文组、数学组、英语组等华体会COM，周秀鸾任综合组组长。该组负责最终审定各组编写的书稿。1981年，周秀鸾回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作。1984年任经济史专业硕士硏究生导师，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济史学专业英语等课程，指导研究生写学位论文，带领研究生翻译英文经济史论著。2023年，周秀鸾在家中做饭。受访者供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少之在1978年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书，1982年本科毕业时，他拿到了全优的成绩，教研室的老师们讨论他留校的问题，“我学习好，但身体不好，我们这门课很重，有的老师会担心”。最终周秀鸾和赵德馨拍了板，“他们说，全优生还考虑什么。”1985年，苏少之又跟着赵德馨和周秀鸾读研究生，“周老师讲近代经济史，国仇家恨，她上课非常有激情，对同学们又非常关爱，我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说重话。”戴银秀在1986年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研，也在那一年，她第一次见到周秀鸾。周秀鸾讲中国近代经济史，6个研究生围着她上课，“她总能把很枯燥的东西讲得激发学生兴趣，很温和很亲切。”戴银秀印象中，周秀鸾很忙，“又有课题，又要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但到了周末，周秀鸾和赵德馨总会邀请学生到家里来，戴银秀记得华体会COM，周秀鸾给她看过自己的影集，“年轻时候真是漂亮，有书卷气的大家闺秀。”维护学者的尊严赵德馨与周秀鸾被人们熟知是在近几年他们起诉知网，据《中国科学报》此前报道，2021年末，赵德馨起诉知网侵权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赵德馨称知网在未经本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转载其100余篇论文，且从未支付任何稿费，甚至作者下载自己的论文还需要付费。赵德馨回忆，实际上，他们早在2016年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周秀鸾对赵德馨的维权全力支持，在公开报道中，她曾表示华体会COM，“我们什么都不缺，跟知网打官司是为了维护学者的权益和尊严。”赵德馨主要负责对外联络，周秀鸾负责一部分文件的整理。最终，法院判定赵德馨胜诉，依法获赔经济损失共计70余万元。但在两位老人胜诉后，知网却分别下架了他们的全部署名论文。之后，周秀鸾也对知网发起了诉讼。2022年5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10份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做出的，对《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即知网主办单位）与周秀鸾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定知网对周秀鸾所著4篇学术论文构成侵权，向周秀鸾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并驳回了知网的全部上诉。2022年5月12日下午，知网相关人士向赵德馨教授夫妇登门道歉，表示愿意重新上架他们的论文作品。同年5月13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发布通知称，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随后知网发布公告回应被调查，表示将全力配合、深刻自省、彻底整改。两年多过去，赵德馨说，他和周秀鸾都很满意最终的结果，“我们到医院里去，有医生认出我们，会说，‘我们毕业时候都受到你们的好处’，现在，知网用一篇博士论文要给800元报酬。”最后的日子还在坚持工作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唐艳艳1996年进入中南财经大学读研，毕业后，她也总是定期到周秀鸾的家中拜访，他们聊学问，也聊生活，“我毕业时候他们就都退休了，但仍然在坚持做学问，周老师很关心学生，学问之外，她还会问我们的家庭和孩子。”唐艳艳感觉到周秀鸾身上有老一代知识女性传统与现代的两面，“周老师很有大家闺秀的一面，每次学生到他们家中，她都把水果切得很好，用牙签插着，还会给我们泡咖啡，用小托盘和小勺子，她也从来把赵老师放在前面，但同时，她自己的能力也很强，英语说得好，学问也做得好。”唐艳艳对周秀鸾高超的英文水平印象深刻，“聊天中，她随口都能引用英文谚语”，赵德馨说，周秀鸾到什么地方都能学会什么地方的方言，“她是厦门人，会讲闽南话，在上海长大，会讲上海话，后来到广东上学，又会讲广东话，在四川工作，会讲四川话，和我到武汉来，也能听懂我讲湖北话。”2023年，周秀鸾在家中读报。受访者供图到周秀鸾和赵德馨家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唐艳艳还记得，那时候来的学生多，“我们就在他们家中一起包饺子。” 戴银秀也记得，一直到八十多岁，学生们来到周秀鸾家，她都会亲自下厨，“甚至连家里的孩子喜欢吃什么菜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赵德馨与周秀鸾相识71年，结婚68年，这些年两人几乎没有分开过，“学术会议我们两个也一起参加。”在赵德馨印象中，周秀鸾性格非常温和，“我四十多岁到五十岁时，有一段时间脾气很暴躁，但她不会，一直和和气气的。”周秀鸾曾讲，自己是赵德馨一切文章的第一读者，“我们现在在做《张之洞集》，其中有六卷，都是她编的。”最后的日子里，周秀鸾也仍然坚持工作，她同赵德馨一起整理《张之洞集》，每天上午7点起床，两人吃过早饭，读一些报纸，就开始继续研究工作。在去世前一天的11月21日，周秀鸾还同赵德馨在小区里散步，这是两个人每天的“功课”，赵德馨回忆，“我会牵着她散步，在外面坐一坐，我会用手杖华体会COM，但她不愿用。”11月22日上午，周秀鸾和赵德馨的一位研究生从深圳专程来拜访，“她还陪他谈话华体会COM，还一起照相”，下午，她照常午休，“很突然地离开了，没有受什么苦，清清白白的走了，大家都说，这是有福气”，赵德馨说。新京报记者李冰洁编辑胡杰校对张彦君